作者：鲁卫东
发表刊物：《近代史研究》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主要内容：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袁世凯上任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重建地方行政权力体系，实行了县知事试验，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县官，进一步重塑了知事准入资格与任用制度，并由此拉开了县知事培训的序幕。为配合县知事试验，北洋政府仿照清末“课吏馆”制度，由内务部设立地方行政讲习所，专门用于培训试验名列丙等的县知事；为安置日益增多的分发到省知事，北洋政府又宁各省设立“吏治研究所”，对候补知事进行培训与考核。尽管其培训内容涵盖法律、警政、国文、公牍等社会科学和实务类课程，但地方行政讲习所针对考分不高、学识不足的“丙等知事”培训的门槛设定，仍然未能摆脱“学优则仕”的“科举记忆”。而各省吏治研究所的创设，实则是知事试验后为安置庞大候补知事群体而作出的制度性回应，既有“体恤寒畯”的现实考量，也有“甄拔人才”的治理意图。两者设立背景虽有差异，但皆为“仿昔人课吏之意”而设，强调“学而后入政”的制度设计理念一以贯之，深刻折射出民初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执政者难以摆脱的历史思维惯性。然而地方行政讲习所仅存续两年，除江苏、浙江、直隶等省份外，各省吏治研究所旋设旋废，培训人数少且“学习效果差”，终致“成效不彰”。大量候补知事的积压，使得各省不得不以“培训”之名行“安置之实”，最终演变成每月借考试之名，通过津贴安抚候补的荒诞局面。培训与任用的脱节，使得数量庞大的候补知事群体与渺茫的差委机会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大批候补者空耗时日，茫茫无措，为谋差委不得不奔竞、运动，反而加剧了吏治腐败。清季官场恶疾非但未消，在北洋时期更持续放大。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基层吏治腐败的解决方案，仍是考试选拔县长、重启“课吏馆”模式。这既表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县官的选拔培训机制，也凸显出民初国家政权建设现代化转型中难以逾越的制度惯性。从晚清至民国，官员培训机构的沿袭与兴废，既没能缓解候补官员泛滥的问题，也没能扭转治吏治腐败的局面。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民初国家政权建设中制度转型的困境，即形式上的仿效难以阻断传统官僚制度的惯性延续，最终陷入“新瓶装旧酒”的尴尬境地。
作者简介：
鲁卫东，历史学博士，湖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国政治社会史研究、近代国家与社会变迁、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目，省部级项目4项，在一级、核心等刊物发表论文数10篇，出版专著一部，获浙江省第二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